“高中化”的大学里，晚熟的大学生们
清华大学甘阳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十几年前回到内地，在中山大学创办博雅学院开始，就送他的学生们去农村劳动，一直到他到清华大学任教，都在坚持做。学生们不愿意去，他就说：“你们成天好像很有社会担当，很有社会正义感，你们猪都没见过，关心农村个啥。”
甘阳做这件事，是忧虑这代大学生没有生活。他说：“学生们的智商是毫无问题的。他们学不需要人生经验的课程最简单。我在香港上课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香港的小孩抽象思维能力很强，但讲一些大的文化背景的东西，他们就很难进入。因为这是他们缺乏的。”内地这代大学生有类似的特征。甘阳说：“现在的小孩从小到大没有生活，他们都不能够上操场玩。虽说是担心他们的安全，但客观上剥夺了一个人的完整性。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在培养，而是专业学习户。”
她觉得专家们对大学生情商、人际沟通等能力要求太高了。大一刚入学，她对学生们的要求是“见到老师要打招呼，跟人说话要直视对方的眼睛”。经过疫情，李红说：“你看很多学生戴着口罩，他们不是防护疾病，是为了挡住脸，避免跟人打招呼。”即便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学生也互相回避。甘阳教授时常跟学生们谈心。他说：“这代学生是原子化的存在。同宿舍的人有什么事情不是当面说一句就好了吗，他们发微信。他们交朋友非常难。我了解到同宿舍的学生能够一个学期从来没有一起吃过饭，我非常吃惊。
现在的大学生也不像成年人一样自己作决定和承担责任。他们20多岁了，冲在前面探索他们人生的却是家长。李红说：“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有个事情要跟学校沟通。他父母给老师打电话讲这件事，并且告诉老师，孩子学习忙，不要去打扰孩子，浪费他的时间。老师有什么反馈，直接跟父母商讨。”
家长对学生放手的时间越来越晚。从前读大学就是离巢起飞的开始，现在有些大学家长也像小学一样建家长群，保研、考公、谈恋爱、就业全都在家长的干预下。即便孩子考上全中国最好的大学，家长也不放心。甘阳教授也要面对家长拉群的现象。甘阳说：“开学典礼上，家长问了我一个问题，对家长有什么建议。我说，你们管得越少越好。你们应该相信清华大学。”家长自己拉了一个群。“中学生拉家长群能理解，大学生也要拉家长群，打听保研的事情。我真是火冒三丈。学生本来挺单纯的，反而是家长容易干扰到学生安心学习。社会变化那么快，有些事考虑得太早了。”甘阳说。
大学生家长拉群的现象普遍到连一些大学管理者都模糊了“成人的界限”。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岚说：“我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会有机会跟大学里班主任、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等不同角色的教师讨论大学生的成长。有的班主任、辅导员就提出来，要不要建立一个班级的学生家长群。还有负责研究生阶段的老师提出来，要不要研究一下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如何进行家校协同。他们认为，学生离家比较远，家长群有助于家长了解学生在校的情况。但我从学者角度，不赞同。18岁之后，人就要练习自己决定的能力了，自主意识的觉醒程度是社会化一个十分关键的标准。但我们的大学总体上管得过多，做学生工作的老师特别累。
甘阳觉察到，学生们真正的兴趣，跟他们的专业好像有某种张力和不协调的地方。“这个时候，我感觉我们大学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我就比较关心本科教育的事情了。”甘阳说。过了这么多年，学生们不高兴的现象并没有缓解，也不限于清华和北大。李杰（化名）是西部一所大学里的学院院长，他在我参加的那场论坛上说：“这代学生智商很高，技能也很好，但是越优秀越不快乐。他们整体脸上就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作为一个’80后’，跟他们相比，我的大学时代简直是黄金时代。我可以做我感兴趣的事情，读我想读的书，参加各种文艺活动。现在学校的条件更好了，我们却像在培养掌握了很好技能的人工智能。这些学生没有生活，没有共同体，没有共鸣。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是快乐不起来的。”
上大学是需要一定的心理成熟度的。大学不是“鸡娃副作用疗愈所”，它对年轻人来讲本身就充满挑战。心理成熟是需要去实践和体验的，学生没时间。他们要去卷绩点。因为绩点跟保送研究生挂钩。林小英说：“特别好的大学里，研究生招生50%以上的名额可能都分给了保研，出国人数断崖式减少之后，原本打算出国的人也参与保研竞争，这也拉高了保研绩点和配额。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保研资格，通过考研读研究生的机会是非常小的。”
这种制度设计之下，如果一个学生有志于读研究生，他从大学第一门考试就不能错一步。林小英在一些场合里向有关部门建言，保研制度必须改了。“因为所有的奖项、绩点都是叠加式的。我们向来感觉那种暂时处于低谷，后面奋起直追的人特别励志，可现在制度设计已经不给这样的人机会了。”林小英说。
绩点使得刚刚经过高考的学生们，没办法在大学里松一口气，熟悉的味道回来了。就像“减负”几乎实现不了一样，大学老师即便想为学生做些什么，也很难把学生从“卷绩点”里拉出来。大学现在都要组织劳动教育，不止一个老师告诉我，他们希望让学生放松一下。在我参加的那个研讨会上，一位来自顶尖高校的教授讲，对他的学生来讲，暑假拿出两个星期去参加社会实践是非常奢侈的。
卷绩点也跟卷高考一样，让学生失去“成人”的练习。刘云杉说：“比如说闲暇是没有的，自我探索是没有的，结交朋友是没有的，我觉得一个青春该有的东西也许他们都错过了。他们错过了这个阶段，然后被快进到了一个‘似真’的成年阶段。但是，成年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与心智，成长中的等待，谦卑与韧性，他们不一定具备，他们不一定能够挑得起来。他们就像竹子一样，长得很快，但是非常脆，孤零零的脆弱。”
大学现在回归教育，除了得面对它内部发生的变化，还得面对它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在减弱。林小英说：“社会把大学原来许诺的价值和意义感给解构了。原来说上了大学就是鲤鱼跃龙门，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进行阶层跃升。现在不见得了。原来说上大学你就能掌握很多高深的知识，现在老百姓能拿各种学术造假新闻来怼你。知识好像也不那么靠谱了。原来说上大学似乎捎带着人品一定过得了关，现在大学里也常常流出比如说性骚扰、PUA之类的新闻。确实会存在一种社会情绪，对大学的形象有一种侵害。”
老师在学生面前也没有从前那种权威。从前，教师是“台上的智者”。现在，教育被划在了服务业里，服务业的核心理念是让顾客满意。刘云杉说：“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认为教育是服务。我原来写过一些文章讲这个问题。它不再谈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学习。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老师成了学习的辅助者，学校成了学习的资源库。学生有学习自由、学习权利、学习选择。至于选择中间有多少坑、学生要选怎样的课、课程之间的系统性、学生任由自己学会有什么效果，学生要自己负责。”
中国的教育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也有类似的趋势。刘云杉说：“课程改革有一些虚妄的假设，譬如，视传统师生关系为压迫关系，所以，要把学生从教学关系当中解放出来。学生成为一个自主的学习者，他可以在校内学，也可以去校外，这里买英语，那里买物理。这也是我们教育产业兴起的一个前提。”
在大学里，学生和老师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学生像买家点评一样给老师打分，甚至举报老师。电商售后或者餐厅服务员是不能也不会去指出顾客的错误和不足的。从这个角度看，教育的问题就很明显。
大学和老师，还要面对家长力量的崛起。成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大学生，跟着这个国家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大家不会太在意磕磕绊绊。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上升阶段，踩空对很多人来讲都是暂时的，下一个机会可能就在明天。现在的大学生很多是“学二代”。面对就业压力，家庭阶层跃升还是滑落，父母不一定有能力给孩子兜底，父母自己就焦虑，压力也传导到学生身上。
教育终究要回答的根本问题，还是培养人的问题。没有一个个成熟独立的个体，大学只是在批量生产学习机器。一个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情感充沛、有社会责任感、充满朝气有血有肉的年轻群体。人不是抽象的存在，不活在真空里，人是需要通过非常具体的、微小的事情一步步长大的。在大学里如何成人，是学生和大学都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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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甘阳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十几年前回到内地，在中山大学创办博雅学院开始，就送他的学生们去农村劳动，一直到他到清华大学任教，都在坚持做。学生们不愿意去，他就说：“你们成天好像很有社会担当，很有社会正义感，你们猪都没见过，关心农村个啥。”
甘阳做这件事，是忧虑这代大学生没有生活。他说：“学生们的智商是毫无问题的。他们学不需要人生经验的课程最简单。我在香港上课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香港的小孩抽象思维能力很强，但讲一些大的文化背景的东西，他们就很难进入。因为这是他们缺乏的。”内地这代大学生有类似的特征。甘阳说：“现在的小孩从小到大没有生活，他们都不能够上操场玩。虽说是担心他们的安全，但客观上剥夺了一个人的完整性。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在培养，而是专业学习户。”
她觉得专家们对大学生情商、人际沟通等能力要求太高了。大一刚入学，她对学生们的要求是“见到老师要打招呼，跟人说话要直视对方的眼睛”。经过疫情，李红说：“你看很多学生戴着口罩，他们不是防护疾病，是为了挡住脸，避免跟人打招呼。”即便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学生也互相回避。甘阳教授时常跟学生们谈心。他说：“这代学生是原子化的存在。同宿舍的人有什么事情不是当面说一句就好了吗，他们发微信。他们交朋友非常难。我了解到同宿舍的学生能够一个学期从来没有一起吃过饭，我非常吃惊。
现在的大学生也不像成年人一样自己作决定和承担责任。他们20多岁了，冲在前面探索他们人生的却是家长。李红说：“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有个事情要跟学校沟通。他父母给老师打电话讲这件事，并且告诉老师，孩子学习忙，不要去打扰孩子，浪费他的时间。老师有什么反馈，直接跟父母商讨。”
家长对学生放手的时间越来越晚。从前读大学就是离巢起飞的开始，现在有些大学家长也像小学一样建家长群，保研、考公、谈恋爱、就业全都在家长的干预下。即便孩子考上全中国最好的大学，家长也不放心。甘阳教授也要面对家长拉群的现象。甘阳说：“开学典礼上，家长问了我一个问题，对家长有什么建议。我说，你们管得越少越好。你们应该相信清华大学。”家长自己拉了一个群。“中学生拉家长群能理解，大学生也要拉家长群，打听保研的事情。我真是火冒三丈。学生本来挺单纯的，反而是家长容易干扰到学生安心学习。社会变化那么快，有些事考虑得太早了。”甘阳说。
大学生家长拉群的现象普遍到连一些大学管理者都模糊了“成人的界限”。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岚说：“我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会有机会跟大学里班主任、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等不同角色的教师讨论大学生的成长。有的班主任、辅导员就提出来，要不要建立一个班级的学生家长群。还有负责研究生阶段的老师提出来，要不要研究一下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如何进行家校协同。他们认为，学生离家比较远，家长群有助于家长了解学生在校的情况。但我从学者角度，不赞同。18岁之后，人就要练习自己决定的能力了，自主意识的觉醒程度是社会化一个十分关键的标准。但我们的大学总体上管得过多，做学生工作的老师特别累。
甘阳觉察到，学生们真正的兴趣，跟他们的专业好像有某种张力和不协调的地方。“这个时候，我感觉我们大学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我就比较关心本科教育的事情了。”甘阳说。过了这么多年，学生们不高兴的现象并没有缓解，也不限于清华和北大。李杰（化名）是西部一所大学里的学院院长，他在我参加的那场论坛上说：“这代学生智商很高，技能也很好，但是越优秀越不快乐。他们整体脸上就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作为一个’80后’，跟他们相比，我的大学时代简直是黄金时代。我可以做我感兴趣的事情，读我想读的书，参加各种文艺活动。现在学校的条件更好了，我们却像在培养掌握了很好技能的人工智能。这些学生没有生活，没有共同体，没有共鸣。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是快乐不起来的。”
上大学是需要一定的心理成熟度的。大学不是“鸡娃副作用疗愈所”，它对年轻人来讲本身就充满挑战。心理成熟是需要去实践和体验的，学生没时间。他们要去卷绩点。因为绩点跟保送研究生挂钩。林小英说：“特别好的大学里，研究生招生50%以上的名额可能都分给了保研，出国人数断崖式减少之后，原本打算出国的人也参与保研竞争，这也拉高了保研绩点和配额。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保研资格，通过考研读研究生的机会是非常小的。”
这种制度设计之下，如果一个学生有志于读研究生，他从大学第一门考试就不能错一步。林小英在一些场合里向有关部门建言，保研制度必须改了。“因为所有的奖项、绩点都是叠加式的。我们向来感觉那种暂时处于低谷，后面奋起直追的人特别励志，可现在制度设计已经不给这样的人机会了。”林小英说。
绩点使得刚刚经过高考的学生们，没办法在大学里松一口气，熟悉的味道回来了。就像“减负”几乎实现不了一样，大学老师即便想为学生做些什么，也很难把学生从“卷绩点”里拉出来。大学现在都要组织劳动教育，不止一个老师告诉我，他们希望让学生放松一下。在我参加的那个研讨会上，一位来自顶尖高校的教授讲，对他的学生来讲，暑假拿出两个星期去参加社会实践是非常奢侈的。
卷绩点也跟卷高考一样，让学生失去“成人”的练习。刘云杉说：“比如说闲暇是没有的，自我探索是没有的，结交朋友是没有的，我觉得一个青春该有的东西也许他们都错过了。他们错过了这个阶段，然后被快进到了一个‘似真’的成年阶段。但是，成年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与心智，成长中的等待，谦卑与韧性，他们不一定具备，他们不一定能够挑得起来。他们就像竹子一样，长得很快，但是非常脆，孤零零的脆弱。”
大学现在回归教育，除了得面对它内部发生的变化，还得面对它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在减弱。林小英说：“社会把大学原来许诺的价值和意义感给解构了。原来说上了大学就是鲤鱼跃龙门，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进行阶层跃升。现在不见得了。原来说上大学你就能掌握很多高深的知识，现在老百姓能拿各种学术造假新闻来怼你。知识好像也不那么靠谱了。原来说上大学似乎捎带着人品一定过得了关，现在大学里也常常流出比如说性骚扰、PUA之类的新闻。确实会存在一种社会情绪，对大学的形象有一种侵害。”
老师在学生面前也没有从前那种权威。从前，教师是“台上的智者”。现在，教育被划在了服务业里，服务业的核心理念是让顾客满意。刘云杉说：“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认为教育是服务。我原来写过一些文章讲这个问题。它不再谈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学习。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老师成了学习的辅助者，学校成了学习的资源库。学生有学习自由、学习权利、学习选择。至于选择中间有多少坑、学生要选怎样的课、课程之间的系统性、学生任由自己学会有什么效果，学生要自己负责。”
中国的教育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也有类似的趋势。刘云杉说：“课程改革有一些虚妄的假设，譬如，视传统师生关系为压迫关系，所以，要把学生从教学关系当中解放出来。学生成为一个自主的学习者，他可以在校内学，也可以去校外，这里买英语，那里买物理。这也是我们教育产业兴起的一个前提。”
在大学里，学生和老师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学生像买家点评一样给老师打分，甚至举报老师。电商售后或者餐厅服务员是不能也不会去指出顾客的错误和不足的。从这个角度看，教育的问题就很明显。
大学和老师，还要面对家长力量的崛起。成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大学生，跟着这个国家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大家不会太在意磕磕绊绊。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上升阶段，踩空对很多人来讲都是暂时的，下一个机会可能就在明天。现在的大学生很多是“学二代”。面对就业压力，家庭阶层跃升还是滑落，父母不一定有能力给孩子兜底，父母自己就焦虑，压力也传导到学生身上。
教育终究要回答的根本问题，还是培养人的问题。没有一个个成熟独立的个体，大学只是在批量生产学习机器。一个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情感充沛、有社会责任感、充满朝气有血有肉的年轻群体。人不是抽象的存在，不活在真空里，人是需要通过非常具体的、微小的事情一步步长大的。在大学里如何成人，是学生和大学都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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