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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SEC 的 X账户被盗，并发布 比特币 ETF 获批虚假推文
https://usstock.jrj.com.cn/2024/01/100738390342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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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双重认证后依然遭黑客入侵，安全公司曝光 X 平台存在未知零日漏洞 - IT之家
https://www.ithome.com/0/743/9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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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大运营商加强对个人PCDN的监管，多地地区分公司下发新规
中国三大运营商在江苏、河南、上海地区对个人PCDN行为的监管日益严格。据网上消息，上海联通已开始对高度疑似PCDN用户进行现场核查。核实PCDN行为用户将采用清退处理，如无异常按用户要求保留宽带后对于日上行流量超过50GB的用户，联通将限速至20Mbps；若超过150GB，则限速进一步降至10Mbps。
河南移动全省强制用户环境为NAT4，不过在发稿时大部分区域已恢复为NAT1，部分区域需用户主动电话申请恢复，且在网用户机刷新限速限制文件
据网络流传文件显示上海联通对于月上传过高用户[4000G]将会采用局停措施，暂停用户宽带使用，用户恢复需签署不使用PCDN或BT承诺书后解封，第二次触发局停后将清退用户
三大运营商还创造了新的流量区域结算方式，关于区间流量结算的信息显示，这种结算方式主要是用于向各地区运营商分公司结算，而不直接向用户计费。这导致分公司为了减少成本，对个人PCDN用户采取了更加强力的监管措施。
用户对这些新策略的反应不一，有的表示理解，但更多的是对这些限制性措施的不满。目前，部分用户正探索法律途径以保护自己的权利或使用暴力下载大文件等方式报复运营商
中国三大运营商在江苏、河南、上海地区对个人PCDN行为的监管日益严格。据网上消息，上海联通已开始对高度疑似PCDN用户进行现场核查。核实PCDN行为用户将采用清退处理，如无异常按用户要求保留宽带后对于日上行流量超过50GB的用户，联通将限速至20Mbps；若超过150GB，则限速进一步降至10Mbps。
河南移动全省强制用户环境为NAT4，不过在发稿时大部分区域已恢复为NAT1，部分区域需用户主动电话申请恢复，且在网用户机刷新限速限制文件
据网络流传文件显示上海联通对于月上传过高用户[4000G]将会采用局停措施，暂停用户宽带使用，用户恢复需签署不使用PCDN或BT承诺书后解封，第二次触发局停后将清退用户
三大运营商还创造了新的流量区域结算方式，关于区间流量结算的信息显示，这种结算方式主要是用于向各地区运营商分公司结算，而不直接向用户计费。这导致分公司为了减少成本，对个人PCDN用户采取了更加强力的监管措施。
用户对这些新策略的反应不一，有的表示理解，但更多的是对这些限制性措施的不满。目前，部分用户正探索法律途径以保护自己的权利或使用暴力下载大文件等方式报复运营商
“高中化”的大学里，晚熟的大学生们
清华大学甘阳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十几年前回到内地，在中山大学创办博雅学院开始，就送他的学生们去农村劳动，一直到他到清华大学任教，都在坚持做。学生们不愿意去，他就说：“你们成天好像很有社会担当，很有社会正义感，你们猪都没见过，关心农村个啥。”
甘阳做这件事，是忧虑这代大学生没有生活。他说：“学生们的智商是毫无问题的。他们学不需要人生经验的课程最简单。我在香港上课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香港的小孩抽象思维能力很强，但讲一些大的文化背景的东西，他们就很难进入。因为这是他们缺乏的。”内地这代大学生有类似的特征。甘阳说：“现在的小孩从小到大没有生活，他们都不能够上操场玩。虽说是担心他们的安全，但客观上剥夺了一个人的完整性。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在培养，而是专业学习户。”
她觉得专家们对大学生情商、人际沟通等能力要求太高了。大一刚入学，她对学生们的要求是“见到老师要打招呼，跟人说话要直视对方的眼睛”。经过疫情，李红说：“你看很多学生戴着口罩，他们不是防护疾病，是为了挡住脸，避免跟人打招呼。”即便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学生也互相回避。甘阳教授时常跟学生们谈心。他说：“这代学生是原子化的存在。同宿舍的人有什么事情不是当面说一句就好了吗，他们发微信。他们交朋友非常难。我了解到同宿舍的学生能够一个学期从来没有一起吃过饭，我非常吃惊。
现在的大学生也不像成年人一样自己作决定和承担责任。他们20多岁了，冲在前面探索他们人生的却是家长。李红说：“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有个事情要跟学校沟通。他父母给老师打电话讲这件事，并且告诉老师，孩子学习忙，不要去打扰孩子，浪费他的时间。老师有什么反馈，直接跟父母商讨。”
家长对学生放手的时间越来越晚。从前读大学就是离巢起飞的开始，现在有些大学家长也像小学一样建家长群，保研、考公、谈恋爱、就业全都在家长的干预下。即便孩子考上全中国最好的大学，家长也不放心。甘阳教授也要面对家长拉群的现象。甘阳说：“开学典礼上，家长问了我一个问题，对家长有什么建议。我说，你们管得越少越好。你们应该相信清华大学。”家长自己拉了一个群。“中学生拉家长群能理解，大学生也要拉家长群，打听保研的事情。我真是火冒三丈。学生本来挺单纯的，反而是家长容易干扰到学生安心学习。社会变化那么快，有些事考虑得太早了。”甘阳说。
大学生家长拉群的现象普遍到连一些大学管理者都模糊了“成人的界限”。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岚说：“我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会有机会跟大学里班主任、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等不同角色的教师讨论大学生的成长。有的班主任、辅导员就提出来，要不要建立一个班级的学生家长群。还有负责研究生阶段的老师提出来，要不要研究一下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如何进行家校协同。他们认为，学生离家比较远，家长群有助于家长了解学生在校的情况。但我从学者角度，不赞同。18岁之后，人就要练习自己决定的能力了，自主意识的觉醒程度是社会化一个十分关键的标准。但我们的大学总体上管得过多，做学生工作的老师特别累。
甘阳觉察到，学生们真正的兴趣，跟他们的专业好像有某种张力和不协调的地方。“这个时候，我感觉我们大学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我就比较关心本科教育的事情了。”甘阳说。过了这么多年，学生们不高兴的现象并没有缓解，也不限于清华和北大。李杰（化名）是西部一所大学里的学院院长，他在我参加的那场论坛上说：“这代学生智商很高，技能也很好，但是越优秀越不快乐。他们整体脸上就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作为一个’80后’，跟他们相比，我的大学时代简直是黄金时代。我可以做我感兴趣的事情，读我想读的书，参加各种文艺活动。现在学校的条件更好了，我们却像在培养掌握了很好技能的人工智能。这些学生没有生活，没有共同体，没有共鸣。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是快乐不起来的。”
上大学是需要一定的心理成熟度的。大学不是“鸡娃副作用疗愈所”，它对年轻人来讲本身就充满挑战。心理成熟是需要去实践和体验的，学生没时间。他们要去卷绩点。因为绩点跟保送研究生挂钩。林小英说：“特别好的大学里，研究生招生50%以上的名额可能都分给了保研，出国人数断崖式减少之后，原本打算出国的人也参与保研竞争，这也拉高了保研绩点和配额。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保研资格，通过考研读研究生的机会是非常小的。”
这种制度设计之下，如果一个学生有志于读研究生，他从大学第一门考试就不能错一步。林小英在一些场合里向有关部门建言，保研制度必须改了。“因为所有的奖项、绩点都是叠加式的。我们向来感觉那种暂时处于低谷，后面奋起直追的人特别励志，可现在制度设计已经不给这样的人机会了。”林小英说。
绩点使得刚刚经过高考的学生们，没办法在大学里松一口气，熟悉的味道回来了。就像“减负”几乎实现不了一样，大学老师即便想为学生做些什么，也很难把学生从“卷绩点”里拉出来。大学现在都要组织劳动教育，不止一个老师告诉我，他们希望让学生放松一下。在我参加的那个研讨会上，一位来自顶尖高校的教授讲，对他的学生来讲，暑假拿出两个星期去参加社会实践是非常奢侈的。
卷绩点也跟卷高考一样，让学生失去“成人”的练习。刘云杉说：“比如说闲暇是没有的，自我探索是没有的，结交朋友是没有的，我觉得一个青春该有的东西也许他们都错过了。他们错过了这个阶段，然后被快进到了一个‘似真’的成年阶段。但是，成年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与心智，成长中的等待，谦卑与韧性，他们不一定具备，他们不一定能够挑得起来。他们就像竹子一样，长得很快，但是非常脆，孤零零的脆弱。”
大学现在回归教育，除了得面对它内部发生的变化，还得面对它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在减弱。林小英说：“社会把大学原来许诺的价值和意义感给解构了。原来说上了大学就是鲤鱼跃龙门，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进行阶层跃升。现在不见得了。原来说上大学你就能掌握很多高深的知识，现在老百姓能拿各种学术造假新闻来怼你。知识好像也不那么靠谱了。原来说上大学似乎捎带着人品一定过得了关，现在大学里也常常流出比如说性骚扰、PUA之类的新闻。确实会存在一种社会情绪，对大学的形象有一种侵害。”
老师在学生面前也没有从前那种权威。从前，教师是“台上的智者”。现在，教育被划在了服务业里，服务业的核心理念是让顾客满意。刘云杉说：“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认为教育是服务。我原来写过一些文章讲这个问题。它不再谈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学习。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老师成了学习的辅助者，学校成了学习的资源库。学生有学习自由、学习权利、学习选择。至于选择中间有多少坑、学生要选怎样的课、课程之间的系统性、学生任由自己学会有什么效果，学生要自己负责。”
中国的教育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也有类似的趋势。刘云杉说：“课程改革有一些虚妄的假设，譬如，视传统师生关系为压迫关系，所以，要把学生从教学关系当中解放出来。学生成为一个自主的学习者，他可以在校内学，也可以去校外，这里买英语，那里买物理。这也是我们教育产业兴起的一个前提。”
在大学里，学生和老师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学生像买家点评一样给老师打分，甚至举报老师。电商售后或者餐厅服务员是不能也不会去指出顾客的错误和不足的。从这个角度看，教育的问题就很明显。
大学和老师，还要面对家长力量的崛起。成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大学生，跟着这个国家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大家不会太在意磕磕绊绊。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上升阶段，踩空对很多人来讲都是暂时的，下一个机会可能就在明天。现在的大学生很多是“学二代”。面对就业压力，家庭阶层跃升还是滑落，父母不一定有能力给孩子兜底，父母自己就焦虑，压力也传导到学生身上。
教育终究要回答的根本问题，还是培养人的问题。没有一个个成熟独立的个体，大学只是在批量生产学习机器。一个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情感充沛、有社会责任感、充满朝气有血有肉的年轻群体。人不是抽象的存在，不活在真空里，人是需要通过非常具体的、微小的事情一步步长大的。在大学里如何成人，是学生和大学都要面对的问题。
https://mp.weixin.qq.com/s/B-p_-Wz0OtdHe5z0cV4bpg
清华大学甘阳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十几年前回到内地，在中山大学创办博雅学院开始，就送他的学生们去农村劳动，一直到他到清华大学任教，都在坚持做。学生们不愿意去，他就说：“你们成天好像很有社会担当，很有社会正义感，你们猪都没见过，关心农村个啥。”
甘阳做这件事，是忧虑这代大学生没有生活。他说：“学生们的智商是毫无问题的。他们学不需要人生经验的课程最简单。我在香港上课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香港的小孩抽象思维能力很强，但讲一些大的文化背景的东西，他们就很难进入。因为这是他们缺乏的。”内地这代大学生有类似的特征。甘阳说：“现在的小孩从小到大没有生活，他们都不能够上操场玩。虽说是担心他们的安全，但客观上剥夺了一个人的完整性。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在培养，而是专业学习户。”
她觉得专家们对大学生情商、人际沟通等能力要求太高了。大一刚入学，她对学生们的要求是“见到老师要打招呼，跟人说话要直视对方的眼睛”。经过疫情，李红说：“你看很多学生戴着口罩，他们不是防护疾病，是为了挡住脸，避免跟人打招呼。”即便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学生也互相回避。甘阳教授时常跟学生们谈心。他说：“这代学生是原子化的存在。同宿舍的人有什么事情不是当面说一句就好了吗，他们发微信。他们交朋友非常难。我了解到同宿舍的学生能够一个学期从来没有一起吃过饭，我非常吃惊。
现在的大学生也不像成年人一样自己作决定和承担责任。他们20多岁了，冲在前面探索他们人生的却是家长。李红说：“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有个事情要跟学校沟通。他父母给老师打电话讲这件事，并且告诉老师，孩子学习忙，不要去打扰孩子，浪费他的时间。老师有什么反馈，直接跟父母商讨。”
家长对学生放手的时间越来越晚。从前读大学就是离巢起飞的开始，现在有些大学家长也像小学一样建家长群，保研、考公、谈恋爱、就业全都在家长的干预下。即便孩子考上全中国最好的大学，家长也不放心。甘阳教授也要面对家长拉群的现象。甘阳说：“开学典礼上，家长问了我一个问题，对家长有什么建议。我说，你们管得越少越好。你们应该相信清华大学。”家长自己拉了一个群。“中学生拉家长群能理解，大学生也要拉家长群，打听保研的事情。我真是火冒三丈。学生本来挺单纯的，反而是家长容易干扰到学生安心学习。社会变化那么快，有些事考虑得太早了。”甘阳说。
大学生家长拉群的现象普遍到连一些大学管理者都模糊了“成人的界限”。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岚说：“我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会有机会跟大学里班主任、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等不同角色的教师讨论大学生的成长。有的班主任、辅导员就提出来，要不要建立一个班级的学生家长群。还有负责研究生阶段的老师提出来，要不要研究一下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如何进行家校协同。他们认为，学生离家比较远，家长群有助于家长了解学生在校的情况。但我从学者角度，不赞同。18岁之后，人就要练习自己决定的能力了，自主意识的觉醒程度是社会化一个十分关键的标准。但我们的大学总体上管得过多，做学生工作的老师特别累。
甘阳觉察到，学生们真正的兴趣，跟他们的专业好像有某种张力和不协调的地方。“这个时候，我感觉我们大学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我就比较关心本科教育的事情了。”甘阳说。过了这么多年，学生们不高兴的现象并没有缓解，也不限于清华和北大。李杰（化名）是西部一所大学里的学院院长，他在我参加的那场论坛上说：“这代学生智商很高，技能也很好，但是越优秀越不快乐。他们整体脸上就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作为一个’80后’，跟他们相比，我的大学时代简直是黄金时代。我可以做我感兴趣的事情，读我想读的书，参加各种文艺活动。现在学校的条件更好了，我们却像在培养掌握了很好技能的人工智能。这些学生没有生活，没有共同体，没有共鸣。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是快乐不起来的。”
上大学是需要一定的心理成熟度的。大学不是“鸡娃副作用疗愈所”，它对年轻人来讲本身就充满挑战。心理成熟是需要去实践和体验的，学生没时间。他们要去卷绩点。因为绩点跟保送研究生挂钩。林小英说：“特别好的大学里，研究生招生50%以上的名额可能都分给了保研，出国人数断崖式减少之后，原本打算出国的人也参与保研竞争，这也拉高了保研绩点和配额。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保研资格，通过考研读研究生的机会是非常小的。”
这种制度设计之下，如果一个学生有志于读研究生，他从大学第一门考试就不能错一步。林小英在一些场合里向有关部门建言，保研制度必须改了。“因为所有的奖项、绩点都是叠加式的。我们向来感觉那种暂时处于低谷，后面奋起直追的人特别励志，可现在制度设计已经不给这样的人机会了。”林小英说。
绩点使得刚刚经过高考的学生们，没办法在大学里松一口气，熟悉的味道回来了。就像“减负”几乎实现不了一样，大学老师即便想为学生做些什么，也很难把学生从“卷绩点”里拉出来。大学现在都要组织劳动教育，不止一个老师告诉我，他们希望让学生放松一下。在我参加的那个研讨会上，一位来自顶尖高校的教授讲，对他的学生来讲，暑假拿出两个星期去参加社会实践是非常奢侈的。
卷绩点也跟卷高考一样，让学生失去“成人”的练习。刘云杉说：“比如说闲暇是没有的，自我探索是没有的，结交朋友是没有的，我觉得一个青春该有的东西也许他们都错过了。他们错过了这个阶段，然后被快进到了一个‘似真’的成年阶段。但是，成年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与心智，成长中的等待，谦卑与韧性，他们不一定具备，他们不一定能够挑得起来。他们就像竹子一样，长得很快，但是非常脆，孤零零的脆弱。”
大学现在回归教育，除了得面对它内部发生的变化，还得面对它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在减弱。林小英说：“社会把大学原来许诺的价值和意义感给解构了。原来说上了大学就是鲤鱼跃龙门，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进行阶层跃升。现在不见得了。原来说上大学你就能掌握很多高深的知识，现在老百姓能拿各种学术造假新闻来怼你。知识好像也不那么靠谱了。原来说上大学似乎捎带着人品一定过得了关，现在大学里也常常流出比如说性骚扰、PUA之类的新闻。确实会存在一种社会情绪，对大学的形象有一种侵害。”
老师在学生面前也没有从前那种权威。从前，教师是“台上的智者”。现在，教育被划在了服务业里，服务业的核心理念是让顾客满意。刘云杉说：“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认为教育是服务。我原来写过一些文章讲这个问题。它不再谈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学习。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老师成了学习的辅助者，学校成了学习的资源库。学生有学习自由、学习权利、学习选择。至于选择中间有多少坑、学生要选怎样的课、课程之间的系统性、学生任由自己学会有什么效果，学生要自己负责。”
中国的教育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也有类似的趋势。刘云杉说：“课程改革有一些虚妄的假设，譬如，视传统师生关系为压迫关系，所以，要把学生从教学关系当中解放出来。学生成为一个自主的学习者，他可以在校内学，也可以去校外，这里买英语，那里买物理。这也是我们教育产业兴起的一个前提。”
在大学里，学生和老师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学生像买家点评一样给老师打分，甚至举报老师。电商售后或者餐厅服务员是不能也不会去指出顾客的错误和不足的。从这个角度看，教育的问题就很明显。
大学和老师，还要面对家长力量的崛起。成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大学生，跟着这个国家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大家不会太在意磕磕绊绊。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上升阶段，踩空对很多人来讲都是暂时的，下一个机会可能就在明天。现在的大学生很多是“学二代”。面对就业压力，家庭阶层跃升还是滑落，父母不一定有能力给孩子兜底，父母自己就焦虑，压力也传导到学生身上。
教育终究要回答的根本问题，还是培养人的问题。没有一个个成熟独立的个体，大学只是在批量生产学习机器。一个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情感充沛、有社会责任感、充满朝气有血有肉的年轻群体。人不是抽象的存在，不活在真空里，人是需要通过非常具体的、微小的事情一步步长大的。在大学里如何成人，是学生和大学都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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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场直播里的女主播与她们的“绝望劳动” | 谷雨
王怡霖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今年毕业后将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助理教授。2019年起，她选择中国秀场直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
如果单看公会的招募启事，当女主播应该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工作。不限学历，对颜值也没有多高的要求，就像一个公会的星探说的那样，“开了美颜，没有丑人”，“是个人就能播”。你不用早起挤地铁，也不用在外奔波。每天工作四个小时，月休五天。只需要化好妆，在家里坐着，陪人聊聊天，说说话，打开直播就能收钱。这样的工作吸引了很多刚出社会的年轻女孩。这些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以前可能会流向工厂，现在，她们更在乎能不能被看见，希望能成名快速挣钱，寻找一条更体面的道路。
这些反差和疑惑，也是她想做这项研究的起因，直播是不是满足了这些年轻人的愿望？又对她们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到底是什么人在直播，为什么非得直播？封杀平台，鼓励人勤劳奋斗，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这是她想在研究中去展现的问题。为了理解女主播们的生活、工作、情感和人际关系，在2019年3月，王怡霖加入成都一家全国排名前十的公会，成为一名全职女主播。
成为女主播的第一步，是懂得如何使用美颜。所有新主播在签约后，都会收到几张“美颜参数调整建议表”。“学妹”、“伪素颜”是最能展现幼态、瘦弱、清纯的滤镜，公会的经纪人朵姐说，这样最符合东亚男性的审美。
直播只需露出一小块地方，是不是大房子，观众也看不出来。小婷曾给我发来一张家里的照片，在镜头之外，角落里堆杂着奶瓶、尿布、玩具、药盒子和塑料袋。那些不能展露的，才是她的真实生活。美颜开得越夸张，她越觉得安全。只有这样，她才能从容地在两个世界之间切换，不至于在孩子老师、家长面前被认出来。
跟踪主播两三年来，我发现很多女性坚韧得令人吃惊。最触动我的，是一个我长期关注，但没见过面的主播。在个人账号上，她会发布自己坐月子的视频，晒还没满月的孩子的照片。但在直播软件里，每晚都可以看到她画好妆，像个没事人一样直播，连休息日也没有。为了一点点生存空间，她们会特别拼。
我认识的很多女主播，没有一位是成都本地人。她们大多来自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是贫困县。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的女主播，已经属于高学历群体，很多人早早就辍学。她们中，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女孩，有些是离异后带着孩子生活的单亲妈妈，或是因为投资、创业而负债的女性。然而，只有真正踏进这个行业，才会明白，这条所谓能过上体面生活的捷径，不过是场空洞的幻梦。
惩罚带有很强的侮辱性质。我曾经匹配到跟一位男主播PK，输掉比赛后，他让我照着他说的去做，在镜头往下移动，做点头的动作。乍一听，好像并不过分。但有个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发微信告诉我，那个动作有性意味。直播间的人都在笑我，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傻子。
看主播被羞辱，是娱乐的一部分，所以别人才会愿意花几千，甚至几万刷礼物。我采访过一个平台上的玩家，他告诉我，在直播间里，当着其他男玩家的面骂脏话、挑逗女主播，操控她们做自己想让她们做的事情，会让他觉得“很释放，很舒服”。
我发现，很多男性玩家看直播，很多时候并不会直接提太露骨的要求。有的大哥会觉得让女主播直接裸露“没意思”，“显得我特别 low”。性是被高度隐藏的，但又无处不在。什么时候释放呢？其实就是在那三分钟的PK里。欲望被藏在游戏里，玩家们才能堂而皇之获得快感。有的人在直播间里说话很文明，加上微信，就开始骂粗话，要求主播发裸露视频。他们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面，其实也是东亚人对性的一种拧巴的心理。
这种游戏甚至慢慢发展到了线下。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广场，有很多户外主播。他们既在网上连线，又在同一条街上找主播同行PK。我的合作者，董晨宇老师曾经跟我描述他看到过的一个画面。两个主播站在雨里，一个男的撅着屁股，另一个女的在打他的屁股，打得很响。
在这样一种游戏化的情景中，人会说服自己去做一些突破自己底线的事，甚至没意识到这件事已经对自己产生了伤害。
平台消费感情，也制造感情。你很难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充满戏剧张力的情境：试想一下，当你即将面临着在地上爬、或者跳“怼椅子”热舞的羞辱时，在你面前出现的，是某位公爵，君主，甚至帝王（平台上的身份等级，这意味着他们在平台上花费几十万以上）。多少主播盼而不得的礼物从天而降，他用他的慷慨，换来你的尊严、一天的收入，和一场浪漫体验。我接触过的很多女主播，都曾在这种英雄救美的游戏里，被大哥的男子气概深深感动。但这个爱情游戏残酷的地方在于，大哥们不会只喜欢一位主播，他们的新鲜感只能维系几个月，有些更快的，一两个月就没了。刚开始，我以为女主播靠过硬才艺就能留住人。后来发现，只要胆子大，玩得开就能挣钱，但是直播越久，我越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控制得了的。
和大哥发展线下关系，大部分都不会长久。瑶瑶之所以能收到的那些大礼，是因为大哥沉溺于平台的抽盲盒、玩转盘活动。平台用游戏的形式，掩盖了它的赌博性质。抽中礼物是一重快感，送给喜欢的主播，换来她们的殷勤，这又是第二重快感。另一方面，主播和大哥的感情是建立在直播间的环境中。大哥们都不喜欢私下转账，更愿意在直播间当众送礼，他们需要有其他男性玩家见证，被围观、被崇拜，树立一个成功男性形象。
你会发现，彼此仅存的那些温存、浪漫，都随着直播平台环境的消失而消失了。对于年轻女孩而言，什么是好的亲密关系，这些认知都会被改变。瑶瑶就曾告诉我，她可能没办法再喜欢上现实生活中的男孩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个川渝地区小镇上与我见面的男性。眼前这个中年男人，正在市场流动摊位上吆喝卖橘子，卖一会儿，就要换一个地方。他身上的T恤洗得发白变薄，露出几个洞眼。我总想起他给我装橘子时的样子，很难将他跟平台上那个讲粗话、刷礼物的大哥联系在一起。他有好几个号，在平台上消费过一两万。他对此很骄傲：“你看我这个人就是‘雨露均沾’。”那个阔绰的瞬间，对他来说，就是很重要的。在平台上，大哥才学会，原来喜欢别人不只是挣了钱拿回家，还可以送花、刷礼物。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关系。
我接触的大部分大哥，都是从事建筑类行业。工程款一般是滞后的，突然拿到一笔钱时，钱的真实价值变得模糊，他们不会珍惜，而是立马花出去。还有人晚上在工厂里值夜班，或者跑长途，业务压力大，但也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他们都是从周边的乡镇来到大城市，又没办法融入城市的生活。
入职五个月，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起初，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以为只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内的人，能不能留下大哥无所谓。哪怕一天收入就三毛钱，我也不会太过焦虑。但是，当支持者慢慢变多，我也开始收到“跑车”、“私奔到月球”的礼物，那一刻，自己就像是个明星，觉得飘飘然。这些东西都会放大人的欲望。
下播之后，我躺在床上，耳朵刚被那些低音炮网络神曲轰炸了几个小时，隐隐发痛，听力下降，大脑却变得更活跃。我也开始失眠，被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淹没：明天那些人还会不会来？还能不能收到礼物？无论获得了什么，有多么开心，一觉醒来，一切都可能随时失去。
因为直播时间够长，我还拿到了公会的月度“直播之星”。奖品不是现金，而是直播间的一个虚拟“城堡”礼物。按照分成规则，我只能拿到20%。也就是说，我拼死拼活加班，公会还要从我的奖励里分走大部分钱。
曾经无法接受PK羞辱游戏的我，也开始教刚入行的新人，怎么能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呢？你不去做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在这个环境中，人会渐渐被异化。
做这行久了，人的注意力、精力，都会被平台吞噬，对真实的生活提不起兴趣。我每天都会感到巨大的空虚感，但还是不受控地打开直播平台，连看本书来充实自己也做不到。很多主播告诉我，以前还会刷剧、看综艺，做了主播后，再也没看过了。四五个月后，尽管我播得不错，但我还是意识到，这种生活不能再过下去了。
七天里，她从来没有跟我一起到房间睡觉，每天结束直播，就在地上坐着，要么呆呆看着窗外直到天亮，要么一直在刷同等级主播的直播间，学习别人是怎么做的。哪怕是休息日，脑子里也都在想这些。我参加女主播的聚会，发现大家都拿着手机和大哥聊天，或是看别的直播。很多主播一天到晚待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在我跟踪她们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除了拿外卖，有人连小区也没出去过。
我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主播们却退无可退。在微信朋友圈，我常常看到那些主播朋友们不断地停播又复播。她们都跟我提到过，不想再当秀场主播，又找不到其他的路可走。这些女孩们学历不高，只能找到前台这类工作，3000块钱工资，连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都成问题。
每次做直播行业调研的分享，总有人批评秀场直播，认为应该取缔这些平台。但我发现，这类直播平台至少是合法的，受到监管。如果她们没办法在绿色平台上生存，就会被挤压到非法空间。
所以，在论文里，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叫“绝望劳动”。主播们必须在各种嵌套的不确定中，不断地有策略地挑战平台规则，甚至采用自我伤害的手段来获得有限的生存空间。她们剥削自己，伤害自己，同时也获得一些受人关注和喜爱的“高光时刻”。当她们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现秀场直播已经是最好，收入最高的选择。我希望“绝望劳动”这个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所处行业以及人性、欲望的复杂性。
做这个研究，我常常有种无力感。几年过去，很多女主播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行业。对她们来说，直播行业还能提供一种妄想。对这些主播而言，想打破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只能等待天降“神豪”，在这场赌局里开出一个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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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霖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今年毕业后将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助理教授。2019年起，她选择中国秀场直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
如果单看公会的招募启事，当女主播应该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工作。不限学历，对颜值也没有多高的要求，就像一个公会的星探说的那样，“开了美颜，没有丑人”，“是个人就能播”。你不用早起挤地铁，也不用在外奔波。每天工作四个小时，月休五天。只需要化好妆，在家里坐着，陪人聊聊天，说说话，打开直播就能收钱。这样的工作吸引了很多刚出社会的年轻女孩。这些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以前可能会流向工厂，现在，她们更在乎能不能被看见，希望能成名快速挣钱，寻找一条更体面的道路。
这些反差和疑惑，也是她想做这项研究的起因，直播是不是满足了这些年轻人的愿望？又对她们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到底是什么人在直播，为什么非得直播？封杀平台，鼓励人勤劳奋斗，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这是她想在研究中去展现的问题。为了理解女主播们的生活、工作、情感和人际关系，在2019年3月，王怡霖加入成都一家全国排名前十的公会，成为一名全职女主播。
成为女主播的第一步，是懂得如何使用美颜。所有新主播在签约后，都会收到几张“美颜参数调整建议表”。“学妹”、“伪素颜”是最能展现幼态、瘦弱、清纯的滤镜，公会的经纪人朵姐说，这样最符合东亚男性的审美。
直播只需露出一小块地方，是不是大房子，观众也看不出来。小婷曾给我发来一张家里的照片，在镜头之外，角落里堆杂着奶瓶、尿布、玩具、药盒子和塑料袋。那些不能展露的，才是她的真实生活。美颜开得越夸张，她越觉得安全。只有这样，她才能从容地在两个世界之间切换，不至于在孩子老师、家长面前被认出来。
跟踪主播两三年来，我发现很多女性坚韧得令人吃惊。最触动我的，是一个我长期关注，但没见过面的主播。在个人账号上，她会发布自己坐月子的视频，晒还没满月的孩子的照片。但在直播软件里，每晚都可以看到她画好妆，像个没事人一样直播，连休息日也没有。为了一点点生存空间，她们会特别拼。
我认识的很多女主播，没有一位是成都本地人。她们大多来自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是贫困县。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的女主播，已经属于高学历群体，很多人早早就辍学。她们中，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女孩，有些是离异后带着孩子生活的单亲妈妈，或是因为投资、创业而负债的女性。然而，只有真正踏进这个行业，才会明白，这条所谓能过上体面生活的捷径，不过是场空洞的幻梦。
惩罚带有很强的侮辱性质。我曾经匹配到跟一位男主播PK，输掉比赛后，他让我照着他说的去做，在镜头往下移动，做点头的动作。乍一听，好像并不过分。但有个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发微信告诉我，那个动作有性意味。直播间的人都在笑我，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傻子。
看主播被羞辱，是娱乐的一部分，所以别人才会愿意花几千，甚至几万刷礼物。我采访过一个平台上的玩家，他告诉我，在直播间里，当着其他男玩家的面骂脏话、挑逗女主播，操控她们做自己想让她们做的事情，会让他觉得“很释放，很舒服”。
我发现，很多男性玩家看直播，很多时候并不会直接提太露骨的要求。有的大哥会觉得让女主播直接裸露“没意思”，“显得我特别 low”。性是被高度隐藏的，但又无处不在。什么时候释放呢？其实就是在那三分钟的PK里。欲望被藏在游戏里，玩家们才能堂而皇之获得快感。有的人在直播间里说话很文明，加上微信，就开始骂粗话，要求主播发裸露视频。他们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面，其实也是东亚人对性的一种拧巴的心理。
这种游戏甚至慢慢发展到了线下。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广场，有很多户外主播。他们既在网上连线，又在同一条街上找主播同行PK。我的合作者，董晨宇老师曾经跟我描述他看到过的一个画面。两个主播站在雨里，一个男的撅着屁股，另一个女的在打他的屁股，打得很响。
在这样一种游戏化的情景中，人会说服自己去做一些突破自己底线的事，甚至没意识到这件事已经对自己产生了伤害。
平台消费感情，也制造感情。你很难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充满戏剧张力的情境：试想一下，当你即将面临着在地上爬、或者跳“怼椅子”热舞的羞辱时，在你面前出现的，是某位公爵，君主，甚至帝王（平台上的身份等级，这意味着他们在平台上花费几十万以上）。多少主播盼而不得的礼物从天而降，他用他的慷慨，换来你的尊严、一天的收入，和一场浪漫体验。我接触过的很多女主播，都曾在这种英雄救美的游戏里，被大哥的男子气概深深感动。但这个爱情游戏残酷的地方在于，大哥们不会只喜欢一位主播，他们的新鲜感只能维系几个月，有些更快的，一两个月就没了。刚开始，我以为女主播靠过硬才艺就能留住人。后来发现，只要胆子大，玩得开就能挣钱，但是直播越久，我越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控制得了的。
和大哥发展线下关系，大部分都不会长久。瑶瑶之所以能收到的那些大礼，是因为大哥沉溺于平台的抽盲盒、玩转盘活动。平台用游戏的形式，掩盖了它的赌博性质。抽中礼物是一重快感，送给喜欢的主播，换来她们的殷勤，这又是第二重快感。另一方面，主播和大哥的感情是建立在直播间的环境中。大哥们都不喜欢私下转账，更愿意在直播间当众送礼，他们需要有其他男性玩家见证，被围观、被崇拜，树立一个成功男性形象。
你会发现，彼此仅存的那些温存、浪漫，都随着直播平台环境的消失而消失了。对于年轻女孩而言，什么是好的亲密关系，这些认知都会被改变。瑶瑶就曾告诉我，她可能没办法再喜欢上现实生活中的男孩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个川渝地区小镇上与我见面的男性。眼前这个中年男人，正在市场流动摊位上吆喝卖橘子，卖一会儿，就要换一个地方。他身上的T恤洗得发白变薄，露出几个洞眼。我总想起他给我装橘子时的样子，很难将他跟平台上那个讲粗话、刷礼物的大哥联系在一起。他有好几个号，在平台上消费过一两万。他对此很骄傲：“你看我这个人就是‘雨露均沾’。”那个阔绰的瞬间，对他来说，就是很重要的。在平台上，大哥才学会，原来喜欢别人不只是挣了钱拿回家，还可以送花、刷礼物。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关系。
我接触的大部分大哥，都是从事建筑类行业。工程款一般是滞后的，突然拿到一笔钱时，钱的真实价值变得模糊，他们不会珍惜，而是立马花出去。还有人晚上在工厂里值夜班，或者跑长途，业务压力大，但也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他们都是从周边的乡镇来到大城市，又没办法融入城市的生活。
入职五个月，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起初，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以为只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内的人，能不能留下大哥无所谓。哪怕一天收入就三毛钱，我也不会太过焦虑。但是，当支持者慢慢变多，我也开始收到“跑车”、“私奔到月球”的礼物，那一刻，自己就像是个明星，觉得飘飘然。这些东西都会放大人的欲望。
下播之后，我躺在床上，耳朵刚被那些低音炮网络神曲轰炸了几个小时，隐隐发痛，听力下降，大脑却变得更活跃。我也开始失眠，被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淹没：明天那些人还会不会来？还能不能收到礼物？无论获得了什么，有多么开心，一觉醒来，一切都可能随时失去。
因为直播时间够长，我还拿到了公会的月度“直播之星”。奖品不是现金，而是直播间的一个虚拟“城堡”礼物。按照分成规则，我只能拿到20%。也就是说，我拼死拼活加班，公会还要从我的奖励里分走大部分钱。
曾经无法接受PK羞辱游戏的我，也开始教刚入行的新人，怎么能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呢？你不去做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在这个环境中，人会渐渐被异化。
做这行久了，人的注意力、精力，都会被平台吞噬，对真实的生活提不起兴趣。我每天都会感到巨大的空虚感，但还是不受控地打开直播平台，连看本书来充实自己也做不到。很多主播告诉我，以前还会刷剧、看综艺，做了主播后，再也没看过了。四五个月后，尽管我播得不错，但我还是意识到，这种生活不能再过下去了。
七天里，她从来没有跟我一起到房间睡觉，每天结束直播，就在地上坐着，要么呆呆看着窗外直到天亮，要么一直在刷同等级主播的直播间，学习别人是怎么做的。哪怕是休息日，脑子里也都在想这些。我参加女主播的聚会，发现大家都拿着手机和大哥聊天，或是看别的直播。很多主播一天到晚待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在我跟踪她们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除了拿外卖，有人连小区也没出去过。
我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主播们却退无可退。在微信朋友圈，我常常看到那些主播朋友们不断地停播又复播。她们都跟我提到过，不想再当秀场主播，又找不到其他的路可走。这些女孩们学历不高，只能找到前台这类工作，3000块钱工资，连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都成问题。
每次做直播行业调研的分享，总有人批评秀场直播，认为应该取缔这些平台。但我发现，这类直播平台至少是合法的，受到监管。如果她们没办法在绿色平台上生存，就会被挤压到非法空间。
所以，在论文里，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叫“绝望劳动”。主播们必须在各种嵌套的不确定中，不断地有策略地挑战平台规则，甚至采用自我伤害的手段来获得有限的生存空间。她们剥削自己，伤害自己，同时也获得一些受人关注和喜爱的“高光时刻”。当她们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现秀场直播已经是最好，收入最高的选择。我希望“绝望劳动”这个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所处行业以及人性、欲望的复杂性。
做这个研究，我常常有种无力感。几年过去，很多女主播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行业。对她们来说，直播行业还能提供一种妄想。对这些主播而言，想打破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只能等待天降“神豪”，在这场赌局里开出一个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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